随着全球化建设的发展，文化与创意产业融合和打造“创意城市”的理念与实践,已从欧美等先行国家快速传播至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与城市地区。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置了创意城市网络（UCCN）工作小组，旨在全球范围内力推创意城市的发展[1]。截止2021年我国共有16座城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以展示城市创意与文化多样性。其中城市家具作为创意城市更新建设中的重要构成，已逐步成为衡量地区与城市创意程度的参照体系。欧美国家较早的对城市家具进行定义，并在城市家具与城市空间建设的影响层面有着较为成熟的研究[2-3]，一些发达国家已将城市家具作为城市更新中创意城市品质建设提升的良性机制，并从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开展创意城市空间建设探索。我国在城市家具层面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政府逐渐对城市家具营建的重视与实践，《城市家具系统建设指南》《城市公共设施“城市家具”系统建设指南》等标准文件的制定工作相继开展的大背景下[4]，我国学者从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设计原则等层面对城市家具在城市空间中的价值与系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但从城市家具层面对创意城市建设的影响内容与实践机制的有效解读较为薄弱。因此从多维度视角统筹创意城市建设，对城市家具的创意内涵与实践路径展开探索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实践意义，能够为未来我国创意城市更新建设中城市家具营建提供有效的空间构建策略。

全球城市化进程下，城市在文化、社会、经济等角度产生永续的城市动能。城市的中心地位高度依赖于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但并非仅遵循现有的城市等级制度。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在从工业向基于服务的创意经济转变中产生了创意城市模式，并将其在不同程度和规模中的采用作为城市更新的可行性战略。早期西方的创意城市更新模式可归类为:以经济为主的创新及可持续性战略和以文化为主的文化艺术的社会包容战略[5]。而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分别实施以艺术、文化、创新创意为主导，社会包容、经济消费为导向的创意城市更新战略[6],体现了国家干预下以文化为中心发展当地艺术和提升城市文化认同的策略方向[7]。越来越多的城市利用各自的创造力、文化禀赋、艺术和遗产来维持城市发展，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活力。创意城市塑造是在已有的城市发展沉淀中进行城市更新、文化交融、创意生长、产业更迭等语境下的建设方法，作为社会、政治、环境、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产物，需满足不同语境下的需求与生存空间，进而增强当地经济的竞争力，包括关注城市的整体可持续与包容性，文化可持续、创造整合和激活空间等。

城市家具作为不断扩展城市建设的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创意城市更新建设中的重要方向与要素。城市家具作为城市空间视觉和语义表现的组成部分已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更新与城市家具设计所关注的重点，尤其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学者广泛的关注。Arruda A[8]将城市家具定义为构成城市空间身份与清晰定位城市形象的标志和符号；El-Ghonaimy I H[9]分析了城市家具在巴林地区振兴巴林城市身份和居民认同感产生的积极影响；Kin Wai Michael Siu[10]等探讨了城市家具作为城市更新初始阶段提升城市品质的可能性；蔡宇超[11]等认为在多元文化城市环境下的城市家具设计中应该更深层次的加入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要素，达到与城市文化底蕴和未来发展相互配适的要求；于海若[12]等基于符号学和认知心理学分析城市、地域、宗教等文化在城市家具中的符号化表现。上述研究对创意城市发展提供重要研究视角，创意城市的要素研究整体呈现丰富且多元的态势，但在城市家具领域如何从源头上对城市原创力的涵养与实践路径解读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国外研究在具体的文化和社会条件背景下对现有城市的建设指导存在一定局限性。城市家具在创意城市建设中不仅是简单功能的载体，亦是一种文化的福利，能够在城市建设中不断适应新的维度和现实问题，助力适应各种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作为构成创意城市的重要载体，助推城市创意属性的实现。城市家具通过与创意空间产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对城市空间起到人的调解与催化剂的作用，对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创造力、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

以城市家具作为研究对象对创意城市更新建设的影响内容和维度为研究问题，结合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实践案例，本文构建了从“文化、空间、权力”三元互构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家具创意构建的分析框架，探索城市自身创意转型发展与集聚外部流量要素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图1）。

▲ 图1 分析框架图

为达成创意城市建设的目标，框架内部可看作将文化识别作为关键要素，贯穿于创意城市更新的全过程，将创意城市空间作为构建基础，权力机制稳定作为创意城市构建的保障，以城市更新作为建设创意城市的手段，实现建设过程的空间生产、激活和共享。将“文化驱动力”“空间驱动力”“社会驱动力”作为讨论城市家具及城市空间创意性的构成维度（表1）。城市文化识别是城市形象认知的必经过程，也是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符号性的体现；创意资源整合与城市家具的实体化展示是创意城市实践的空间性激活；权利机制稳定则是保障在城市家具、使用者与公共空间之间建立具有社交性、互动性的社会精神。

上海作为我国最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之一,其城市塑造的角色责任聚焦包容性的开放形象与文化多样性的环境，借助塑造视觉环境集体创造的形象，引领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2019年上海虹桥商务区结合“大虹桥”精神、国际精神、长三角文化，为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长三角城市品格与长三角区域的文化、艺术及城市品牌纽带，将创意与艺术结合，形成了以“一街、三区、五韵”为主旨的艺术街区。本文以虹桥商务区申长路艺术街区作为研究案例进行研究，从三个维度进行创意城市街道空间构建分析，探索城市家具作为创意城市优选要素资源的配置过程。

3.1 城市文化识别与街道家具空间生产

文化资源是城市的价值基础，城市的文化促进城市社会资本，创意是利用文化符号发展城市使其增长的方式，并创造城市美学，可以有效改善同质化特征的城市空间。为了实现社会功能，城市必须是“一个提供文化认同和记忆的地方”。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展现城市的文化资源和居民特征并反映城市的形象和身份的载体，其物质环境是识别城市的主要依托，能够识别城市的物质环境和城市的文化象征。城市文化不仅需要靠城市物质环境来实现表达与传播，也在物质的设计中被人们鲜明地感知。城市公共空间在公众视野中的质量和形象是由公共领域（门面，广场，街道，开放空间等）的凝聚力以及其结构中包含的街道家具所创造的。城市家具的符号化是对城市空间结构优劣的评价指标和载体，所有与城市身份不一致的设计语汇不仅会造成视觉污染，而且也会干扰城市结构。适宜的城市家具对于营造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和塑造城市特色形象具有促进作用[13]，具有元素特点的城市家具已成为城市文化或代表一个特殊的形象，使其在公共空间与人、公共空间与家具和家具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家具体现的是城市的历史、经济、人文、科技等众多现实，作为满足某种功能与需求的物质载体，也能够通过可读化、可视化、特征化、意向化，实现城市居民对设施的情意表达[14]。当人们意识到城市意向存在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中，会从居民在地记忆、生活习惯或城市结构本身当中找到具有象征性的事物作为参考点，该认知过程能够通过城市家具的意向和公共空间的建立体现。

上海作为文化聚集型的国际大都市，具有江南文化的滋养与海派文化的赋能等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虹桥商务区申长路艺术街区示范街通过塑造商务区艺术氛围、人文内涵融合，打造有温度、可阅读的人文“一街”，成为长三角城市串联与多元文化汇聚的一条重要纽带。

街区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定位，而城市街道家具是根据国家或城市的文化特征而变化的结构元素。申长路艺术街区的“悦览长三角”区域（表2），提取“江浙沪皖”市花、水乡花窗等长三角区域典型风貌元素，对电箱、休憩座椅等城市家具进行区域空间载体的更新改造，以“壹体树”“同心花”的艺术设计形象展现具有携手共进、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一体化发展理念与开拓进取的城市精神。利用山水起伏与博古架为设计要素的“山水印象及玲珑博古架”系列和以园林造景中的石材形态元素打造的百景园系列，满足弱化电箱存在感，提升休憩家具美感并与绿化区域相配适的关系美学，同时展现长三角区域可感知的文化融汇底蕴。

“汇聚虹桥”区域（表3）则是打造虹桥IP形象、提取国际语言文化的“虹桥，你好”街道小品、以融汇为主题的虹桥之梦艺术装置等，集聚虹桥商务与经济的特色要素，传达上海虹桥商务区开放、热情好客的地域文化底蕴，打造汇聚、包容的上海虹桥品牌。这些元素在为“城市识别”添加含义及“社会生活”促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城市符号识别将申长路艺术街区作为城市形象符号化展现的物质空间，具有符号化含义的城市家具作为城市文化与视觉语义的载体，借由多元文化基因产生的文化符号运用，加强了虹桥商务区至上海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和特性之间的联系。以长三角区域的城市文脉元素为主的城市聚焦性符号更具标志性和主题性，与公众建立凝聚性感知与识别，彰显城市文化“连续性”优势。以国际语言文化、城市包容理念和创意融合特性为主的城市要素建构的城市现代常规性符号，在微小空间成本范围内提升空间品质并促进城市客群行为活动的发生，达成从微观层面的城市形象活化文化资源,通过输出价值话语与生产象征空间，潜移默化地引导城市客群建立文化身份认同。

城市街道家具等现代公共设施设计应以创意作为设计的先决条件，基于城市风貌规划原则，遵循“貌由风生”的设计思路，分析、寻找、梳理、构建、强化独特的城市文化意象元素，通过城市更新设计的手段对城市家具资源与创意进行优化配置与整合，实现具有城市文化的特征空间生产与城市文化的再塑造。通过培育基于城市独特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延续城市记忆同时建立良好的城市秩序与公共空间环境。

3.2 创意整合与空间激活

创意是城市构架中的重要通货[15]。城市创意资源既能够联通城市的经济元素，激发城市社会活力，使城市居民产生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价值观，加强城市发展的凝聚力。以创意为导向进行城市更新是发展城市文化经济和城市内涵式增长的必然要求。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空间及人群的个体、行为方式、文化的差异性成为创意产生的动力，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创新发展也为创意产生激发更多的灵感，使得不同城市的创意资源具有个体性、集中性、多样性等特点。创意城市由于具有聚集性、多元性、包容性等特点要素[16]，使城市发挥创意并将其置入城市空间结构当中，将多样化的创意资源进行整合，通过“触媒”激发城市创意，“扩散”激活城市公共空间。

创意要素能够从将Charles Landry在城市创意氛围构建中的七个方面拓展和总结为：人才、资源、技术、环境四个方面（表4）。创意人才作为创意产生的原动力，Richard Florida在3T理论中强调了创意城市应建立在创意人才的吸引与发掘之上[17]，同时创意人才不可缺少与具有多元性的人发生有效互动和思想碰撞以激发创意；文化、历史、艺术经验等资源作为创意行动的平台与创意构建的基础，连接资源与各个领域合作，基于文化、历史等多元性和独特性特征构建并整合创意基础资源，以激发城市空间活力与创意包容；城市家具等公共设施所构建的公共空间是创意实体化、形象化展现的物质与物质环境，是创意资源传播的重要媒介；新型技术赋能下的创意生产为城市家具找到新的组织发展方向，是城市创意体现和创新的重要手段，能够基于环境要素为城市居民提供智能化、信息化、功能化的综合体验。综上所述创意资源整合与城市空间创意激活应基于人才、资源、技术、环境层面，提升城市的人力多元化吸引创意人才资源，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创意城市文化价值观，提升社会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历史认同感，以人-人、人-思想、人-物、人-环境层面的交互达到创意城市空间营建目的。

上海虹桥商务区申长路艺术街区在“国际精品建筑美术馆”区域（表5），在物理空间角度将电箱表面设计转化为公共空间展台，在象征空间角度将街道构建为城市美术馆，在社会空间角度构建创意人才、技术等资源的展示共享平台。利用创新技术与技术增强手段重现各国优秀地标建筑文化精华，强调街区的可阅读性与文化交流的精神意义，使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城市街道家具展现国际化、功能化的系统空间创新网络。城市美术馆作为集合创意与技术资源的特色文化公共交流载体，从人与空间环境的视觉交互层面提供视觉享受，激活街道空间的多元文化效益，引导城市居民对城市历史、文化以及生活、艺术经验等意识形态的语境认同，增加流动客体的艺术性沉浸与文化情感共鸣的空间生产循环。通过以物理空间作为基础支撑，借助象征空间进行文化构筑，用社会空间进行权利增值，实现物理空间、象征空间、社会空间的“人-环境”三位一体的城市空间公共话语表达体系。

3.3 权力保障与空间共享下的可持续

传统公共空间选择与城市家具的规划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与安全保障、身份认同与特色、效益和互动一直是城市更新中的关键议题。全球化视域下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新与规划应是“以人为重”下的公平发展，国际城市要求城市文化设施在空间布局上的均等化配置，强调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多样化、品质化与差异化逐渐成为城市设施配置的发展趋势[18]。

基于上海虹桥商务区内的公共空间的常驻客群与流动客群的结构多样化、行为偏好差异化，虹桥商务区联合长三角主要城市以“创新城市设计、塑造特色风貌”为主题，在全球范围征集虹桥商务区艺术街区地标创意与街道家具改造设计，为城市居民及外来客群赋予构建城市空间的主动权和设计话语权力。针对在城市更新中存在空间差异与空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实问题，发动不同主体的城市居民参与公共空间和城市家具的规划与建设，允许城市居民提出空间利益诉求，保障权力公平革除社会排斥，使得城市公民也拥有城市公共空间实践中的规划权、生存权和设计权中的参与正义，达到空间共享与权利保障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共空间生产过程中政府组织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共享公共空间选择和城市家具规划成果，构建城市空间正义的本土话语权。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规划和布局设计能够干预城市居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产生积极的日常行为活动，通过包容性、创意性的方式来建立城市公共空间的可持续机制，包括新型治理主体、新型技术主体等，进而发挥创意城市建设中催化剂与推进器的作用。城市家具能够协调人-城市家具-环境之间的场域联系，以满足城市居民的多元需求和空间利益保障，发挥各阶层的价值潜力。在技术发展和组织变革的推动下，打造新型治理主体，构建城市家具新的组织重组方式，在城市居民与城市家具的互动过程中，城市家具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以隐藏的创意方式构建使用者与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19]。在新型技术主体层面，城市家具在配备了环境传感器、无线模块、微处理器等技术设施后已逐渐智能化和高效化，以多样化识别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的空间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居民的差异化需求，使得“绿色”与“智慧”相融合。通过形成互动的可持续机制以整合差异性的空间话语权，实现城市环境塑造中的空间正义和包容正义。

结合文化、空间、权力三元互构视角下对创意城市建设中城市家具营建的分析，为提升创意城市的文化、空间和社会层面的驱动力，从城市文化资源、空间场所营建、公众参与三个方向提出以城市文化资源为创意基础，公众参与共治共建为抓手，创建城市形象、提升空间场域认同为目标的三元互构策略。

4.1 增强城市文化供给的外溢效应

在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中，原本应该前置的文化创意城市发展规划存在普遍缺失。文化不仅是创意城市营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更是创造性表达的手段，为“创意城市”构建提供发展动能[20]，对于涵养城市整体文化氛围，构建城市新型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文化资源作为资源禀赋优势，为创意行动提供平台，也为城市的创新创意提供更多可能。创意城市营建应联结利用文化资源的各个层面，与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建立固有关系，以多元文化融合实现资源更新并将其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导向基础，围绕文化创意带动经济产业发展。以城市文化产业、经济多元化吸引更多的创意人才资源加入，激活有综合效益的创意行动平台，同时注重激发文化创意人才资源的活力和自组织积极性，构建城市家具行业、创意协会等组织聚集创意人才资源，以促进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重组的方式，实现城市文化资源的供给与更新，释放文化创意资源的价值潜力，从而奠定创意城市家具及创意城市营建的牢固基础。

4.2 治理权利下移与空间公共价值重塑

现就我国在解决和实施城市更新的复杂问题而言，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路径策略依旧为城市更新的主要实施战略，面对多样化的城市“杂交”空间，以“中心-边缘”结构组织方式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与对政府策略的依赖性，同时“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创意共建理念在欧美国家及国内有所体现，如杜塞尔多夫媒体港、汉堡仓储城、北京798艺术街区等，均在探索社会参与下的城市文化空间权利关系新模式。在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提出的测度创意城市的九项指标中大多与市民大众休戚相关，展现了创意城市发展“以人为重”的社会愿景和价值取向。城市公共空间的基础硬件设施服务作为城市创意性服务功能的抓手与创意范围营造的重要环境载体，应在创意城市家具设计与公共空间营造中突出人的核心价值，积极带动政府、创意阶层和公众群体之间共同参与、互动、创新的公平氛围，支持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可持续性空间打造，促进公众、城市家具、社会环境等诸多要素之间的有效供给与交互，通过文化生产实践过程中的“在场性”增强城市中各种人群的居留和生活体验，促进各类空间主体的相互关系，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包容度与空间凝聚力。

4.3 主体创意资源内生整合下的场域认同提升

为缓解当前城市更新政策下由空间剥夺感所带来的文脉断裂与文化代表性优势缺失的影响，鼓励城市对各项文化内部结构与资源的复合利用，以变革者姿态发挥文化在城市形象塑造的“维系”与“构建”双重作用。将城市家具作为引导公众与城市空间产生互动的契机，通过打造复合型空间满足公众个体在创意城市空间的身份与场所认同。创意城市建设的空间规划可在创意资源驱动下，利用创意产业等逐步置换和更新城市基础设施，合理配置公共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资源，逐步形成具有特征性的区域更新模式，利用文化、技术等创意资源构建融合、创新、融合与创新结合等多种方式，以因需制定、因地制宜的要求进行城市家具的设计与转换，实现以较低的“空间损耗”营造创意城市“特定场域”。将创意城市家具作为空间媒介，促进不同客群在空间内产生“人-环境”的交互，提升公众对城市空间的场域认同，通过唤醒大众文化创意潜能，提升凝聚、激活城市活力的空间驱动力[21]，为城市创意与形象建立带来增长点。随着创意经济的发展，创意型城市更新必然出现更具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展现更强烈的空间活力[22]。

城市的文化、创意力量已逐渐成为促进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溢出的战略力量和机遇,有利于城市所在区域的整个经济系统。从宏观层面来说，城市家具是创意、艺术、环境的结合，对于城市的环境、文化、社会等品质提升与产生社会文化溢出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借助“文化、空间、权力”展开的三元互动分析框架，对于将城市家具作为创意城市营建的重要节点，以文化资源作为创意行动的构建平台，借助创意资源有效整合激活城市空间，建立人-城市家具-环境的互动公平场域，对提升城市社会凝聚力与城市创新源泉，以及提高城市人民性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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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2年第07期，本文欢迎个人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