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开”时期[1]，开放的民族政策和博大的胸襟致使大量外族人口和外域文化进入中原。胡食、胡服、胡乐、胡具等在唐代社会各阶级间广为流行，开元、开宝年间更是盛极一时，出现“陈约皆有所化”[2]的情景。坐具领域自然也不例外，以毡席、胡床为代表的外来坐具的引入，极大地促成了唐人居室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中尤以新式杌凳类高坐家具的影响最为深远，甚至带动了坐姿从席坐向垂足的演变。同时，由于胡风带来的社会新风俗的需要，唐代杌凳又选择性强化了对外来家具形制的借鉴，进而出现许多新的特征变化。以下将就此现象进行具体探讨。

“胡音胡乐与胡骑，五十年来竞纷泊”[3]，在唐代，由于影响广泛深远，“胡”已从种族概念上升至文化范畴。被广为吸收的胡风文化改变了唐人的生活模式与对坐具的观念偏好，也直接推动着本土坐具功能、审美与个性方面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心态对坐具异己性的接纳。唐代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与同时期的欧洲中世纪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都邑之一，唐都长安城吸引诸国使臣商人慕名而来。本就带有鲜卑血统的李唐统治者也出台多项留居和尊俗政策鼓励胡人来华。对于随之而来的大量异域胡具，唐人也都持有欣赏甚至追求的态度。时人常设毡帐、踞胡床，这种对文化他者的欢迎反映了当时社会兼容并纳的包容心态和以尊重为基础的艺术审美。

二是郊野风尚对坐具场域性的要求。唐代国力昌盛，社会欣欣向荣。在宽松的生活氛围下，唐人赴郊外踏青游宴成为娱乐生活中的惯常之举。同时受周边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骑射、马球、蹴鞠等户外休闲活动也在上层阶级间十分流行[4]。相比以往，唐人有了更为丰富的户外活动时间。传统陈设固定的室内坐具搬运性较差，难以应对室外生活方式带来的使用场所的改变，进而促生了唐人对室外坐具及坐具灵活性、便携性的需求。

三是求异心理对坐具多元性的需要。大唐统一，已几无外患，国家的稳定渐次形成由上至下的享乐主义。“人生行乐耳”，安逸闲适的生活环境与自我价值的觉醒，引发社会普遍性的求新求异的审美风尚，也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异域胡具具有与中原本土坐具不同的个性形制，迎合了当时社会标新立异的心理诉求，因此一经传入便引起风靡。为彰显自我个性的独特表达，唐人也创造性地对坐具样式进行改造，这进一步促进了坐具形制的多元化变革。

西域高坐家具自汉末起便陆续传入中原，并在唐代继续传播普及。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胡床、长凳为代表的外来杌凳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衍生出壶门凳等兼具中外坐具特色与结构元素的新型高坐杌凳样式。唐代杌凳也从传来模仿逐渐走向演进创生的本土化进程[5]，其形制演进分析如表1所示。由于域外传入的长凳和本土方凳均为直脚框架凳式，且形制演化方式几乎相同，故将两者合并阐述，以下将分为交杌、直脚凳、壶门凳三类就其唐代前后演化趋势及特征加以说明。

2.1 交杌

交杌，因腿部交叉折叠而得名，又因源自境外而被称为“胡床”。其构造简单、体轻便携，发展至唐代已被社会各阶级广泛接受。唐李寿墓石椁内壁就有侍女臂挽胡床的画像记载[6]，证明胡床已适用于当时富裕的上层阶级。交杌非固定陈设，使用场景多在庭院户外，常于出游、巡狩等临时休息场合使用。《清异录》中有明皇增设“逍遥座”的文献记载，五代壁画《五台山图》也曾出现一把上部带有立柱和搭脑的简易交椅，坐面宽度及高度略有增加，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至晚唐五代时，已有由交杌演化而来的交椅雏形的出现，但此时还并未发展出脚踏、扶手等结构部件。总体而言，交杌自传入我国至唐末，除出现立柱和搭脑结构外，整体形制变化较小，但其使用场景和阶层已变得更为普遍。

2.2 直脚凳

“直脚凳”是坐面以下装有四只直型凳腿的凳形统称，有方凳、长凳、圆凳等类型。这种形制简单的坐具在唐代的产生和推广，与日常劳作习惯和佛教文化东传均有关系。早在东汉《六博画像石》中就有饲牛小童坐于小方凳上的图像记载，这表明最初原始简陋的单人方凳，在外来式样传入前就已于本土出现。敦煌莫高窟壁画《药师经变》及《弥勒经变》中显示，除垂足而坐外，在唐代方凳另作踩踏登高的踏脚器，因而所属的社会等级较低[7]。长凳，即“极小床”，由域外传入的直脚床分化而来，受佛教文化在中原的推广而逐渐流行。盛唐时期《婚礼图》《宴饮图》等多处壁画出现数人共坐一张四腿方凳的场景，可见直脚凳在生活中的应用日益普遍。发展至中晚唐时期，包括方凳和长凳在内的直脚凳坐面普遍升高，从小腿处升至膝盖的高度，凳腿间开始出现管脚枨结构以提高稳固性。但用材粗硕，且多无束腰，相较于宋代的纤巧凳型显示出一定的初创性，使用场合多在室外。

2.3 壶门凳

受到外来高坐杌凳流行的影响，盛唐时在传统壶门坐榻基础上演变出的新式高坐壶门凳应运而生。壶门凳延续了此类箱板式家具在唐人心中一直以来的高贵地位，在上层阶级间普遍流行。中唐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中出现了当时少有的壶门圆凳；晚唐壁画《婚礼图》显示，当时已有少量带托泥结构的壶门凳出现。此后，壶门凳形制继续扩展演变，发展出一种特色鲜明的新型壶门凳式“月牙杌”，其工艺复杂，装饰华丽，宽大浑厚的凳形反映了唐代恢弘大气的国风与贵妇自信雍容的精神风貌。唐初《捣练图》中仕女所坐的月牙杌坐面呈椭方形，凳腿至地为“L”形板片。中晚唐《挥扇仕女图》《宫乐图》中如意状腿足略向内弯，坐面绣满绸缎，边沿饰以流苏[8]。纵观历史图像记载，月牙杌坐面经历了由方转圆的演变过程，装饰工艺逐渐精细复杂。

通过对上述三类典型杌凳形制的演变分析，可发现以下整体性趋势：其一，凳面高度普遍升高，这与唐代家具由低到高的发展脉络相一致；其二，域外风格坐具逐渐被唐人普遍接受，且出现外来杌凳“汉化”与本土杌凳“胡化”的互融倾向；其三，坐具结构及装饰部件逐渐增多，朝舒适性及美观性方向发展。

胡文化内涵广博，但就唐代坐具形制发展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惯与家具文化。胡具创新的结构和装饰给予唐代工匠们新的灵感启迪，与之带来的新生活方式也对坐具的功能需求产生影响，以下将就此进行具体阐释。

3.1 科学性：对构造方式的创新

在唐代之前，中原本土壶门箱板式家具的构造方式以板材接合为主[9]。随着交杌、绳床、直脚床等框架结构坐卧胡具的普及，唐代坐具在构造方式上发生了相应变化。与箱板式相比，框架结构更省材料，因此一经传入便得到迅速普及，成为与箱板式并驾齐驱的另一大结构体系。就具体结构而言，长凳腿足与坐面处多采用“脚入梐”方式，即立柱插入坐面边框。“立木顶千斤”，相较于需在承重立柱上挖凿卯眼的传统“梐入脚”方式，脚入梐能更好地保障木料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固性，因而这一极具科学性的创新结构一经习得便被广泛沿用，如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鹤膝榻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赤漆欟木胡床（图1）均为此构造。板材接合而成的传统壶门式箱板结构也呈现向框架式简化发展的趋势。框架和芯板逐渐简化融合，芯板缩窄并于内侧发展出锯齿状牙板，底框演化为条状“托泥”结构以免受地气侵蚀[10]，支撑方式也由板片组合的支柱变为方腿支撑，但此时还未发展出束腰、龟足等细部。唐月牙杌便是箱形结构这一系列转变下的重要产物。

▲ 图1 正仓院藏赤漆欟木胡床

此外，交杌是当时典型的外来折叠结构坐具，与席、屏风和帷帐等传统家具一样，具有可折叠、体轻便携的优点。在唐代，交杌式折叠坐具也发生了向承具功能的拓展。西安底寨村安伽墓出土的石榻立屏《宴饮图》浮雕中刻画了两名胡人贵族对坐于交杌式折叠案几前饮酒的场景（图2）；唐李寿墓石椁中有仕女手捧交杌式双陆盘的形象。陆羽《茶经》有言“交床以十字交之，剜中令虚，以支鍑也”[5]，即煮茶容器就安置于挖了圆孔的交杌顶面。这些图像及文献资料表明，自西域传来的交杌式折叠结构已得到唐人的普遍认可，并产生向承具的功能延伸。

▲ 图2 西安安伽墓石榻立屏浮雕局部

3.2 适用性：对功能需求的呼应  

坐具是生活起居的伴随物，既服务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也因人类生存生活的需求习惯而发展演变。受善武好战的西域胡人影响，唐代民风开放，自皇室贵胄至庶族百姓皆热衷冶游之事，骑射、马球等户外体育运动十分兴盛，日常闲暇时也会携亲友外出游宴放松，“赋诗赐采，极欢而罢”。户外宴饮空间的复杂性和分餐制向共餐制的转变，对休息坐具的灵活度提出要求。铺陈于地的毡席和四腿长凳、方凳等简易框架式坐具轻便易携，能够随活动空间的变化而移动排列，因此在唐代空间的“即时性”重构中经常出现。室外的功能需求也促进了壶门凳灵活性的创新，如月牙杌凳面边缘会装有把手或铜拉环，在起到装饰作用的同时也方便搬至庭院，其常以半固定形式摆放于起居空间内。敦煌莫高窟壁画《舞乐图》中，帐内就食的宾客对坐在两只壶门长凳上。发展至晚唐五代，壶门凳、四腿长凳、方凳、坐墩等混合并用的情况也使得坐具的组合方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总之，就使用场景而言，在胡人郊野风尚的影响下，以杌凳为代表的唐代坐具呈现由固定到灵活的演进脉络。

除灵活性外，杌凳的适体性也有了明显提升。月牙杌坐面宽大，且覆以柔软的丝帕锦缎，提高了女性使用时的舒适度。且受同时期流行的外来坐具“绳床”（坐面由绳编制而成，坐下时会自然形成凹弧）的影响，其凳面略向下凹陷。韩继中认为，微弧的座面能更好地贴合身体，以提高承重的稳定性和舒适性。

3.3 审美性：对装饰艺术的丰富

初唐家具样式承袭魏晋遗风，装饰简洁质朴，风格秀骨清相。随着中期辉煌盛世的到来，家具装饰风格逐渐走向富贵华丽、浑厚大气。如金银器等带有极强异域特色外来家具的传入，让唐代家具借鉴了西方工艺技术和风格要素，装饰效果更为精美，绚烂至极。坐具也不例外，尤其贵族阶级使用的凳式所涉及到的材料、工艺和图案，就与外来装饰有着密切关联。《宫乐图》中的月牙杌座面侧边镶有各色宝石饰物，“五金七宝相玲珑”，其所运用的便是源于古波斯的宝钿工艺，这种带有浓郁胡风的装饰技术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得益于当时繁盛的对外贸易，许多产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宝石、琉璃等装饰材料得以在中原流行普及。此外，于木质杌凳表面施胡粉、密陀油和彩绘的涂装工艺也十分流行。胡粉即铅白，原传自西域，在木质基底表面涂绘胡粉作地仗层，能起到覆盖底色的作用，利于彩绘罩染层的呈色。据《正倉院寳物》记载，日本正仓院所藏赤漆八角床（图3），除边缘棱条外，通体先饰胡粉再染做红色[11]。唐周昉绘《内人双陆图》中的月牙杌，也采用了先施碧地再绘彩色花纹的装饰方法。

▲ 图3 日本正仓院南仓所藏赤漆八角床

为进一步满足美化自身、增饰生活的需求，月牙杌凳面软垫常会纹饰卷草纹、立鸟纹、联珠纹等富有西亚、中亚地区流行纹饰风格的图案[12]。如《宫乐图》中的月牙杌绣垫上采用的就是牡丹卷草纹样（图4）。此外，壶门凳凳腿部位会雕刻卷草纹、团花纹等常见的连续纹样，此类结构装饰造型多样，会结合坐具的不同部位结构灵活搭配，使家具的整体造型更加美观庄严。

总体来看，杌凳类坐具之所以能在唐代取得巨大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胡文化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西域胡具独特的结构和装饰要素对传统杌凳形制产生直接性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胡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唐人原有生活方式，进而间接地对杌凳功能构造提出相应要求。

▲ 图4《宫乐图》月牙杌局部

唐代坐具文化成就辉煌灿烂，得益于唐人能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汲取域外文化的养分，继而实现坐姿从席坐向垂足的重大转变。但这种接纳非完全胡化，而是在承续民族文化审美与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选择性学习与改造，进而走上一条传衍与习得并进的发展之路。

4.1 沿袭传统建筑结构

魏晋及唐代处在传统箱板式家具受到外来框架式形制冲击的关键时期。由于经验局限，许多高型杌凳的结构仍存在技术性问题以待改进，唐代工匠便开始从传统建筑营造技术中寻找参照。例如当时木构架建筑的柱子均非完全竖直，而是采取一种柱脚外偏柱头内收的倾斜态势，即“侧脚”；柱子整体呈现下径粗上径细的形态，即“收分”。在建筑构造中采用侧脚和收分的技术手段，能使柱子与柱顶承托的木构件间的榫卯在重力作用下更加紧合[13]，进而大大增加梁架结构稳定性。在当时的方凳、长凳、圆凳等框架结构杌凳中，侧脚和收分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如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里的长凳就是一例。侧脚和收分不仅显示出了紧固结构的科学性优势，而且具有区别于域外坐具样式的挺峭之美，并在后世的坐具结构中一直沿用。

西域胡具虽然给唐人日常生活习惯带来巨大冲击，但传统壶门箱板形制依旧代表着当时人们的主流审美倾向。例如，在佛教信仰中用来尊显高僧地位的高座，在传入中原后迅速改为了壶门造型。面对坐具持续向高处发展的趋势，唐代工匠创造性地设计出双层壶门结构，在保留壶门形制的同时也保证了坐具结构的稳定性。同时工匠们将中外坐具形制优势交汇融合，创制出月牙杌、唐圈椅、鹤膝榻等符合世俗审美潮流的新式高型坐具。这些既有力地证明了传统经典箱板形制的受欢迎程度，也体现出唐人在面对胡风文化传入时所拥有的文化自主性与选择创造性。

4.2 融合文人审美意趣

不同民族的审美偏好和文化差异，会对坐具形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出于对神灵和自然的敬畏，西方坐具脚部常雕刻成兽足的形状，但这种带有浓郁胡风的异形样式较难被唐人普遍接受。同样的，随着佛教义理的传播，胡床、绳床等高坐家具率先在知识阶层流行开来，因此杌凳形制的发展演变不可避免地出现文人化的特征。唐末五代画僧贯休《十六罗汉图》（图5）中曾出现以天然藤条编制的禅凳，即“曲彔”。其造型虬枝盘曲，几无定式，具有天然意趣。文人士大夫常在静修生活中以坐曲彔为尚，将其视为高雅品味的象征，内含着回归自然的生活理想。陆游曾在《新作火阁》中吟道“中安煮药膨脝鼎，傍设安禅曲彔床”；阎立本绘《箫翼赚兰亭图》中亦出现禅僧坐曲彔的情景。唐代图像文献中还常出现以松柏枝节、粗壮树根等修制而成的个性化坐具，同样多为文人所喜。取象造境，借势移情；中国绘画师法自然的思维方式，亦在此类天然木坐具制作有所传承。古朴奇崛，自然拙厚的造型，符合知识阶层体禅味道、澄怀畅神的精神需求[14]，并在后世得到进一步传承发展，出现香几、小桌等承具形制。

▲ 图5 贯休《十六罗汉图》之三、之十五

4.3 遵循社会等级观念

唐代垂足高座杌凳的流行，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未因此改变坐具本身固有的社会属性。高低坐交融并行，也使得不同场合事由下体现的身份、礼仪等社会意识问题更为复杂。在真正意义的高座家具普及前，地位的悬殊通常体现在坐处的高低。高者为尊，尊位者常坐于床榻，低位者则坐席或站立。交杌、直脚凳等简易小型框架坐具的出现，使座次等级的评判标准发生变化。高度及轻便的优势并未取代传统壶门低座家具在唐人心中的尊贵地位，相较于垂足，正式的跽坐和盘坐更能代表高雅的生活方式。南朝《宋纪上·武帝》曾有“宋台既建，有司奏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直脚床，钉用铁”的文字记载。杌的座次等级仅次于椅，在迎宾会客的空间场景中，常有主人坐于榻、主宾坐于椅、次宾坐于杌的礼仪秩序。偶有位低者临时来访，主人常会搬挪轻便的杌凳接待，以快速构建出符合当前人物关系中功能与礼仪双重需求的社交场合。此外，唐代有在床榻上另设专座的习惯，称为“层榻”或“复坐”。《新唐书·安禄山传》有言“至大会，安禄山踞重床”，“踞”即垂足坐，表明安禄山所坐的是在床榻上另设的胡床。这种复床复座的形制乃是当时座次关系中的最高等级。出于舒适性的考虑，唐人逐渐在杌凳的基础上加装靠背、扶手、搭脑等结构。后随着交椅、圈椅在贵族阶级间的流行，框架结构坐具在人们普遍意识中的等级地位也得以提高。

杌凳作为一种造型质朴、功能简易的小型坐具，在传统坐具中不算起眼，往往成为古代家具研究的盲点，而其确在坐姿从席坐向垂足的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其中，西域胡文化与其形制发展演变存在密切关联。胡风盛行下唐人开放包容、纵横郊野、求新求异的社会心态为杌凳形制创新发展提供可能，经过第二、三部分的分析论证，发现整体呈现由低型到高型、固定到灵活、箱板式到框架式的演进趋势，同时也在坐具装饰性方面得到丰富提升，这亦符合唐代家具的整体进化趋势。面对外来坐具文化的传入，唐人在考虑民族审美、技术的基础上，持有选择性学习的态度，既接纳外来家具样式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又拥有文化上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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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3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