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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图式与文化建构——敦煌家具研究的空间拓展
类别:家具设计 | 录入者:fid | 发布时间:2021-06-06 [651]

■邵晓峰  Shao Xiaofeng

(中国美术馆,北京  100010)  


摘 要:就中国南北朝到五代的家具史研究而言,敦煌图像是十分重要而具有特色的资料,值得加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式研究》主要研究敦煌家具图式的演变模式,即敦煌家具图像如何形象而系统地展现了低坐家具图式的延续、本土家具图式的发展、高坐家具图式的进入、外来家具图式的汉化以及特色家具图式的创新,并探索建构图像学的新方法,实践图像学研究的本土化,剖析敦煌家具图像内容的意义场域、敦煌家具图式的构成形态,通过综合研究,呈现敦煌家具图式的生成轨迹,探索重建历史原境。通过特色图式与文化建构的交互,来实施敦煌家具研究的空间拓展。

关键词:敦煌家具;特色图式;文化建构;拓展;饶宗颐


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物质文明形态是支撑中华文明的有形脊梁,它架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场域,规范国人的日常行为,引导文化发展的可能走向。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具及其形制,已内化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渗透到国人血液之中。



1 敦煌家具图式的研究契机

为倡导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多边机制及区域合作,“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应运而生。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式研究》(16BG104)是“丝绸之路”古代设计研究的细化,为呈现敦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具体化成果。



家具作为造物设计的重要内容,是呈现人类生活方式、艺术理念、社会规范的载体,折射了造物的内在精神。中国人起居方式之所以实现了由低坐向高坐演进的千年之变,主要在于“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敦煌①家具图式是其中的重要见证。敦煌莫高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连续建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其壁画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学是早已成为国际显学的重要学术领域。就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像而言,已经形成了较为鲜明与系统的图式,能够进行共性总结与个案研究。



图像学在当代中国学界已成为显学,这在艺术研究之中显得更为突出,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传统图像的图像学研究仍较为薄弱,尚需更多的学人进行深入的探索与挖掘。本文所探讨的图式与图像关系密切,所谓图像,即人为之形象或影像,而非自然视像,图像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广泛的视觉形式。图式,即图像呈现方式,具有程式化、结构化特征,一旦形成,还具有稳定性、概念性特征。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家具图式是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结构化与稳定性、概念性特征的家具图像的呈现方式。通过研究敦煌家具图式,可以揭示敦煌壁画如何生动地见证中国中古时期家具图式的嬗变与发展。另外,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的部分佛教雕塑中也展现了一些家具形象,它们对于佐证敦煌壁画中家具图式的演进也具有重要作用。



敦煌壁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一页,其历史从前秦开始,至元代接近尾声,前后持续了一千多年,几乎展现了我国佛教艺术兴起、繁荣和衰弱的整个过程。她虽然历经人为和自然的劫难,但是至今保留的壁画面积仍多达约45000㎡。其杰出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北魏到五代时期,这一期间的壁画在描绘佛本生、经变故事的同时也通过大量画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家具图像,并构成了一系列的家具图式。



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敦煌壁画虽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冲刷,今天看来,有的色块剥落,有的颜色变得暗淡,有的颜色因氧化而变黑,但那瑰丽奇异的面貌仍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佛教艺术自西域传入,在表现手法与色彩上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启示,特别是反映在壁画上。譬如,敦煌壁画北魏洞窟就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面貌,绘画风格承袭汉、魏传统,并有着印度和中亚、西亚的艺术风采。正因为有着外来文化的影响,早期敦煌壁画艺术富有浓厚的异族情调与装饰意味。由于当时敦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得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贾们把这里当成朝拜圣地而不惜捐献大量财力修建洞窟,如此一来,召来了许多优秀的画工。正因为有了四方大量的捐助,这些高手们不但可以运用优良的颜料作画,使得笔底的壁画绚丽夺目,而且精心构思,大胆想象,潜心创作,显示了敦煌佛教美术的巨大魅力。发展到了唐代,敦煌壁画逐渐摆脱了外来画风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具有本民族风格的新的壁画艺术。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变”为最多,画面以石青、石绿、中黄等为主色,以线勾描,有些还使用金、银,显得精致厚重,烘托出金碧绮丽、气象万千的宗教氛围。画工们还借助于对社会生活、风土习俗的细致观察,将画中的世界表现得惟妙惟肖,有些颇具世俗性与人情味。又由于敦煌洞窟中多题有当时落成的纪年,这样一来,敦煌壁画成为可信的历史研究资料,弥足珍贵。



研究敦煌壁画中的家具,与图像中的家具文化息息相关,这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中国传统家具与绘画的关系就十分值得分析,本人近年来一直对此进行专门阐释,希望引起学界与收藏界的重视。画中家具的研究也很重要,例如,当我们解读宋画,就会发现其中描绘了许多精彩的家具图像,值得深入研究,这些在拙作《中国宋代家具》中得到了部分反映,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因此,当我们以这种视角去审视丰富多彩的敦煌壁画时,这种家具与绘画形式关系的互动是相当明确的,也是十分吸引人的。

■图1 初唐莫高窟220窟北壁壁画中的灯架(右为线描解析图)


利用敦煌图像来研究中国古代家具图式,不但可拓宽敦煌学研究的领域,还可为中国家具史的研究增添实质性成果。千年之前的国人如何起居?讲坛上说者、听者如何就座?餐厅中食客怎样就餐?床、榻、案、几、椅、柜有哪些功能?架具(图1)、高座(图2)、扶手椅(图3)、筌蹄(图4)等家具形制特色如何?这些皆可在敦煌图像中找到生动而形象的答案。


■图2 盛唐莫高窟103窟东壁窟门南侧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高座



■图3 盛唐莫高窟328窟西壁龛顶壁画《弥勒佛说法图》中的须弥座式扶手椅线描解析图



■图4 晚唐莫高窟196窟西壁壁画《外道皈依》中的筌蹄




2 敦煌家具图式的探索路径与拓展空间


敦煌图像中所反映的家具图式近年来得到学界关注,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目前著作有一部,相关论文有数篇。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是关于敦煌壁画家具图像并梳理相关文献的成果,它将敦煌壁画家具划分为南北朝、中唐、五代宋三大时期,并分为床榻类、坐具类、几案类、杂项类进行叙说,列示了家具分类表,与敦煌以外地区同类家具的形态进行了比较。论文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暨远志发表在《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3、4期上的3篇论文,分别以“绳床及相关问题考”“金狮床考”“胡床杂考”为题,将敦煌壁画中出现的绳床、金狮床、胡床进行了个案研究,厘清文献,辨识了敦煌壁画中这三种家具图像。胡德生《从敦煌壁画看传统家具》则从整体上对敦煌壁画家具进行概说,突出了这一领域的家具史与文化史意义。还有一些论文在主要论述其他问题的过程中涉及了敦煌壁画家具,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另外,刘显波、熊隽所著《唐代家具研究》一书则从分析唐代家具形态逐渐深入工艺技术与人文内涵等层面,梳理了唐代坐卧具、坐具、承具、废具、屏障具、架具诸类型。通过发掘探析文献资料理清唐代家具的名物关系,进而通过图像、实物资料探究各类家具在唐代的基本形制与发展、分化、演进过程及其基本使用情况。分析唐代家具的结构及装饰工艺的发展水平、艺术风貌、审美取向,并从唐代建筑、文化交流与传播、社会生活,阐述其与唐代文化的内在关联。其中涉及唐代家具面对相关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异族文化冲击时的调适与融合。对于敦煌家具图式的其他研究则可参见笔者刊发的系列学术论文 中。



然而,以上成果虽然在表述中多乐于使用图像一词,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现代图像学理论,至于从理论意义上阐释敦煌家具与国人起居方式的千年之变的关系,以及敦煌壁画是如何见证中国家具的演变模式的,至今所见仍然较少。



近十几年来,经过相关专家的大力翻译、介绍、梳理与研究,以潘诺夫斯基(E.Panofky)、贡布里希(E.H.Gombrich)为代表的西方图像学的理论与方法被纷纷引进中国。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们多热衷于图像学理论的探讨与方法的介绍,而至于如何利用这一整套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艺术图像的问题,却似乎仍不知所措,至今仍少有学者真正从图像学的角度梳理过中国古代图像文化,至于敦煌图像中的家具图式则关注者更少。看来,要做到图像学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真正融合,除了下大气力学习现代图像学理论并学以致用之外,还要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更要精通中国艺术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敦煌壁画中的家具研究这一课题在学术界取得的成果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精通中国传统绘画与家具两大领域的专家较少,因此导致在中国家具史研究中,宋代以上的部分至今仍是空缺,宋代家具研究则以拙著《中国宋代家具》为代表。因此,想要研究好南北朝到五代的家具史,敦煌图像是十分重要的资料,需要加以系统深入的研究。利用图像学新方法来探究敦煌壁画,可以揭示中国家具千年之变的内因。而通过敦煌家具图式的风格之变、造型之变、装饰之变的呈现,敦煌家具图式的千年之变也可以得到较为清晰而稳定的展现。



就敦煌壁家具图式的探索路径而言,可以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图像学、敦煌学、美术学的既有成果,多维考证,交互阐释。为建立通过敦煌壁画研究古代家具的理论基础,首先对中国传统绘画与家具的关系进行了概述,分析了绘画中的家具与家具上的绘画,并对中国传统家具与绘画线条、色彩、章法、意蕴的关系进行阐释。接下来对高型家具进入中国的背景,敦煌壁画中低坐家具图式的延续、本土家具图式的发展、高坐家具图式的融入、外来家具图式的汉化、特色家具图式的创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间既有整体性描述,也有纵深式个案探索,并着力对具有代表性的敦煌家具图式进行深入的图像描述、分析与诠释工作。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敦煌家具图式的文化表征,即家具文化的有机交汇,家具演变的生动见证,中古家具的宏观展现,佛教元素的全面贯穿,有机拓展了敦煌壁家具图式的学术空间。



目前,已收集到敦煌文书记载的3万余字家具资料,结合家具史文献及图式进行分类甄别,展开整体性文本解析,这对于深入研究敦煌家具与相关文化意义较为重大。



十余年来,笔者带领团队探索建立起敦煌家具文本与图式的研究基础,使这项“丝绸之路”古代设计的深化研究,为呈现敦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具体化、客观化成果。


3 敦煌家具图式研究与饶宗颐先生学术指导


敦煌家具图式主要研究以敦煌壁画为主的敦煌艺术如何见证中国中古时期家具图式的发展与嬗变,这是中国家具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内容。长期以来,对于这一领域,不但探索的学者少,而且能在图像学研究上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这是笔者带领团队展开研究的文化动因。其实早在2004年,当笔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家具与绘画的关系研究》(获评2006年度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时,就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曾以之作为一章进行过阐释。当笔者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宋代家具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发表了系列论文,并于2010年出版了拙作《中国宋代家具》(获评第二届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类一等奖)之后,就越发觉得需要对敦煌壁画与中国家具的千年之变这一领域进行深入阐发,以便于将中国古代家具的深入研究上溯到南北朝、隋唐、五代,打通中国中古时期家具研究的瓶颈,为将来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家具史》奠立基础。



一代国学大师、艺术大师、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1917-2018)对笔者的指导与鼓励也十分重要。饶宗颐先生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先行者与泰斗,相关著述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笔者曾为此撰文《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先生的治学之道》进行总结。譬如,1952年,饶宗颐先生开始敦煌学研究与从事《道德经》的校勘工作相关,最先对索紞写卷(有建衡年号)进行研究及校磡;1956年,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东南书局出版敦煌本《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1978年,饶宗颐先生在法国远东学院出版《敦煌白画》,显示出可贵的学术首创性;1980年,饶宗颐先生在日本京都讲学,受二玄社邀请担任《敦煌书法丛刊》主编,分类影印,从1983年起,月出一册,共二十九册,前后历时三载,这为国际敦煌学事业的首创;1987年,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帮助下建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1992年,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迁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延揽国内学人莅港从事专题研究,并主办杂志《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每期30万字,出版到第12期。2003年,香港大学建立饶宗颐学术馆,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迁至该馆,这里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镇。



■图5 邵晓峰向饶宗颐先生汇报学术研究进。左二为陈伟南会长,右二为饶清芬女士


正因为以上缘由,20余年来,笔者也一直主动地寻求“学艺双携”的契合点,加强自己在理论与实践,书法与绘画上的修养与交融,并对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动向持续关注,总希望能得到机会当面向先生请益,能有机会在其身边学习则更佳。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8月底,笔者有幸申请到“江苏省首批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研修计划”的资助,并在热心好友的帮助之下,来到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从事访问学者工作。记得来饶宗颐学术馆工作的第一天,笔者就有幸拜见到时年96岁的饶宗颐先生,他对笔者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鼓励良多,并为笔者在饶宗颐学术馆的合作研究项目《敦煌壁画与中国古代家具研究》即兴题词:“研讨精微,能集中在敦煌壁画,展开新局,令人敬佩!壬辰选堂(饶宗颐号选堂)。”一代大师对晚辈的殷切关爱令笔者感动不已。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笔者与饶宗颐先生深入交流(图5),长期身处学术馆浓郁的学术氛围中。譬如,笔者在饶宗颐学术馆工作的办公室,周围都是先生捐给香港大学的著述、藏书与艺术资料,三面墙壁上挂的均是先生的书画真迹,可时时揣摩。处于这样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笔者一直倍加珍惜。本研究项目的整体构思成熟于饶宗颐学术馆,主要内容写于饶宗颐学术馆,部分参考资料采于饶宗颐学术馆,研究题词、书名题签得自饶宗颐先生,研究成果还作为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饶宗颐先生创立)丛书第一辑第一种出版发行(图6),也是来自饶宗颐先生的大力推荐。这也为笔者获得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6 邵晓峰著《敦煌壁画与中国家具的千年之变》,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4年12月版



因缘聚汇的是,2017年11月18日-26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时笔者刚由南京林业大学调入北京工作,担任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负责人、教授。得益于在中国美术馆工作的便利,笔者全方位见证了北京观众与艺术界对于饶宗颐先生艺术与学术的推崇与喜爱之情。此次展览是继饶先生在法国的巡展后来到中国美术馆,101岁高龄的饶先生亲临展览现场并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自己的4件(套)中国画、6件(套)书法作品。这些作品进一步完善并延伸了中国美术馆的现代美术收藏序列,泽被后世。



谨以本研究成果献给饶宗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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