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我国艺术人类学紧密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导向对乡村本土与现代性进行艺术重构，其研究领域更侧重艺术的人类性与社会性，同时我国的乡村建设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新的艺术形式，而艺术人类学正是能够帮助我国乡土重构的一门交叉学科。鉴于此，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究了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但该领域可视化分析方面的文献较欠缺。因此本文将研究视域聚焦于乡村振兴背景中，运用可视化软件针对我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相关文献，进行热点与趋势的计量统计和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并从微观与宏观不同层面提炼其主题方向，旨在能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动态过程，因此这是一个具有价值意义，并且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研究。

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因此本文将研究时间界定于2018年至2022年，考察这一时期与背景下我国艺术人类学热点及前沿趋势。笔者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中以“艺术人类学”为关键词进行查询（2018年至2022年），所获得的样本数量有限，无法全面、清晰准确地呈现该领域知识结构，因此本文样本来源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文献为依据。经过预检索和比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主题词的学术表述较多元化，本文以主题 = 艺术人类学和题名 = 乡村振兴艺术人类学(模糊匹配)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5 日，来源类别勾选全部文献，共得到393条结果。剔除卷首语、访谈、综述、书评、新闻报道、报纸、图书、无作者以及与乡村振兴背景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286条有效题录数据。

2.1 基本情况统计

2.1.1 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文献发文量统计分析，绘制2018年至2022年度发文量折线图，可以大致了解该研究所经历的阶段、热度和关注度的变化（图1）。鉴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度逐年增高，在此背景下我国艺术人类学相关研究文献也开始呈快速攀升态势，由2018年的45篇增至2020年的65篇，5年时间共发表286篇，研究成果迅速增加，这与国家政策与发展需求所形成的新的研究趋势紧密相关。

 ▲ 图1 发文量分布图（2018年至2022年）

2.1.2 核心作者及合作情况分析

绘制核心作者的可视化图谱发现（图2），核心作者节点数量为46，其数量为15，网络密度为0.0145，这表明在2018年至2022年间，学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十分紧密。从核心作者发文整体情况来看，发文量、引用量均居首位的作者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方李莉。方李莉教授是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领航人，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工作，近年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中，一直致力于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对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影响最大[1]；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安丽哲博士发文引用量紧随其后，提出了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共同参与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2]；同样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的王永健博士侧重于从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方法上进行反思与经验总结[3]。同时，郭佳、赵旭东、曹娅丽、毛巧晖等众多学者分别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与民俗艺术、乡土设计、古村落考察、场域情境等多方向对艺术人类学展开实践与调查。由此可见，核心作者从不同视角对我国艺术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这对推动我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从核心作者合作情况来看，大多数作者在进行独立研究，少数作者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促进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发展，学者应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向综合性、全面性和更深层次发展。

 ▲ 图2 核心作者共现图谱（2018年至2022年）

2.1.3 核心机构及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发文机构进行共现分析发现（图3），网络节点数量为103个，节点密度为0，节点之间并无连线，说明在2018年至2022年间各研究机构间没有呈现出合作关系，通过对机构发文数量进行分析，累计发文量前10名的为艺术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其中4所研究机构与艺术学科紧密相关，另外研究机构分别涉及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表明艺术人类学在相关机构学科研究领域中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同时也为该领域所获得 的文献专业度提供了研究保障。

 ▲ 图3 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2018年至2022年）

2.2 关键词分析

2.2.1 关键词图谱分析

2.2.1.1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CiteSpace中，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2018.01—2022.08，可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经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其Q>0.9，S>0.9，说明关键词聚类分析数据可靠具有信服度，节点间连线数量为405条，网络密度为0.0077，这表明在该时间范围内艺术人类学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分散，这与研究主题的新生度与成熟度有关。通过可视化图谱发现，国内研究紧紧围绕着人类学、手工艺、田野调查、民间艺术、文化遗产以及艺术乡建等几个方面，其中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人类学”近几年关注度开始增高，成为高频热点研究领域。

 ▲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2018年至2022年）

2.2.1.2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通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分别得到文化遗产、乡村建设、手工艺、艺术乡建、文化符号5个聚类名称（图5）。这反映了该阶段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结合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图6），①聚类#0文化遗产，研究者较多关注乡村振兴、民族艺术、田野调查、民族志等领域；②聚类#1乡村建设，紧密对接国内乡土中国、主题性、当代价值等热点研究领域，是构成研究主题的重要聚类，是对乡村建设的主体性研究；③聚类#3手工艺，围绕民间艺术、工艺复兴、社会变迁展开“活历史”艺术人类学研究；④聚类#4艺术乡建，致力于通过艺术符号、生活样式、乡村文化及伦理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及场域，尤其是2022年学者们将焦点放在对乡村的全面复兴研究中，研究内容也多集中于应用研究；⑤聚类#6文化符号，侧重于对艺术人类学中的文化认同进行探析，凸显其视觉化与艺术特色。此外在文献考查中发现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艺术乡建聚类较为多元化，同时覆盖了美术、雕塑、书法、设计、音乐、舞蹈、戏剧、民间艺术、美丽乡村建设等多角度，这些都为新时代我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提供新思路，作出新尝试，这也正是践行党和国家提出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所做出的重大研究。

▲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2018年至2022年）

 ▲ 图6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2018年至2022年）

2.2.2 阶段性前沿领域分析

结合上述我国艺术人类学关键词聚类图谱（2018年至2022年），分析当下前沿研究领域，了解最新研究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乡村振兴视域中的艺术人类学突现词进行绘制（图7），共得到18个突现词，清晰地呈现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 图7 研究突现词（2018年至2022年）

从突现强度来看，“乡村建设”无疑是这一时期突现度最高的关键词，成为2018年至2022年较具影响的研究前沿，学者们多从不同视角开展了艺术人类学研究。①政策引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2021、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对乡村建设作出具体指导，这是从国家全局的视野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4]。②研究内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方李莉教授提出“乡村重建是中国的百年之痛”，但乡村建设因艺术家的介入可以得到改变[5]。这也预示着乡村建设的目标从“富裕乡村”逐渐走向了“美丽乡村”。

从突现时间来看，乡村建设、主体性、伦理等关键词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不断增强。考察文献发现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晖博士认为乡村建设过程最为核心与突出的是主体性问题，人类学家对在地化的了解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更多帮助[6]。另外，文化认同、文化转型、民族艺术等主题词的突现开始时间为2019年，这说明我国艺术人类学的聚焦范围越来越清晰。方李莉教授认为艺术的问题首先是文化的问题，认识、弘扬和复兴“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是我国艺术人类学的核心价值观[7]。此外，还有学者关注民族艺术中多民族艺术元素融合后的创新问题[8]。 

从突现前沿领域来看，手工艺、艺术乡建、艺术特色突现词成为延续至今的最新研究前沿与热点，研读此类文献发现，①手工艺前沿领域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振兴传统工艺的战略目标，方李莉教授在国家政策导向基础上认为中国手工艺发展能够促进中国乡土社会走向生态社会[9]。同时，众多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总结出了以下前沿关键词，如“遗产资源论”“工匠知识”“工艺复兴”“传承创新”等，为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本土与在地性研究打下坚实基础。②艺术乡建方面，方李莉教授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中国东方哲学审美语境”艺术乡建研究[10]。但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乡村建设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与人类学原则相悖的“介入”[11]。③艺术特色方面，方李莉教授认为应该把艺术符号与乡村建设进行结合，可以拓展出更多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成为未来学者们的奋斗目标。

2.2.3 研究发展阶段及主题分析

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图8），显示节点数量为405，连线数量为633，密度为0.0077，这表明在2018年至2022年时间段内，国内相关研究数量激增，呈现出了各时间段重要研究方向与热点变化。

▲ 图8 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2018年至2022年）

2.2.3.1 研究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探索期（2018年至2019年），通过可视化图谱发现，这一阶段关键词数量及密度明显大幅增加，学者们通过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始对乡土中国进行多方面、多视角考察。①通过人类学、乡村振兴等关键词可以看出，方李莉教授希望能在智能化、网络化的基础上，通过“艺术、生态、智能、富强、美丽、美好”这六个关键词构建影响世界的“生态中国”的生态智慧价值观[12]。另一方面，此阶段国内学者们也通过不同实践展开艺术乡建的思辨研究，比如燕山大学李东教授以北戴河村为个案[13]、南京农业大学季中扬教授通过对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艺术乡建”的考察[14]，都不同程度的对乡村建设主体性问题进行思辨。②在手工艺领域，方李莉教授阐述了手工艺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并提出“手艺中国”概念[15]。③民族艺术领域，罗瑛博士论述了民族艺术与乡土艺术紧密关联，是文化与地方性的重构，属于艺术介入乡村的一部分[16]。

第二阶段为多元发展期（2018年至2021年），是我国艺术人类学在乡村振兴领域中的一个转折时期。自2020年以来该领域发文量涨幅较大，非遗保护、民俗艺术、文化变迁、资源化等关键词出现频次增多，分析发现：①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2021年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引发了学者们在此领域的强烈关注[17]。在理论层面，方李莉教授在景德镇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提出“遗产资源论”，认为非遗保护包括保存和保育两个方面[18]；安丽哲博士则反思非遗“开发”过程是否会对“保护”产生负面作用[19]。此外，在传播方面，袁宙飞副教授探讨了新媒体时代非遗项目的“数字化分享”[20]。②文化研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需要。考察文献发现，多位学者分别从民俗、绘画、舞蹈、口传艺术、扎染等方面进行了艺术人类学领域中文化方向的研究。

第三阶段为高质量发展期（2022年），这一阶段艺术人类学开始找寻与挖掘失落的乡村文化，激活艺术人类学全新价值。①乡村复兴领域。方李莉教授认为要从乡村的诗意与知识性等多角度找到乡村复兴的多种可能性，并提到要让新的工业下乡，将生态农业与手工业、文化产业合为一体，这些改变都指向乡土的逆城市化的发展趋势[21]。②生活样式领域。2022年艺术人类学也在逐渐关注人的审美维度。向丽教授阐述当代美学思考与艺术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生活样式的变革，在乡村振兴和文化复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方李莉教授认为这种生活样式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国家政策结合乡土文化的创造产物，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有人性温度和能够修复乡村价值的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③时尚视角。方李莉教授认为艺术乡建某种程度上是从时尚开始的，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使乡民重新感知乡村艺术美，使乡村具有了新的样式与面貌，这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和生活样式能够引领乡土社会新时尚和社会革新，以此通达美美与共之境[22]。

2.2.3.2 研究主题方向

（1）微观范畴

对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所呈现的不同阶段的关键词进行归纳总结，可以概括分析出2018年至2022年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艺术人类学大致归纳为三个部分：①民俗艺术。通过考察文献，该领域艺术人类学主要针对非物质性的民俗活动中的仪式与表演艺术，进行信仰、文化与价值意义方面探究[23]。国内研究者们在此领域概括出了系列重要关键词，如“非物质遗产保护”“文化符码”“社会场域”“地方感”“流变”“仪式与文化认同”等。②手工艺术。手工艺术主要是物质的，它是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产生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器具、绘画、造型与装饰艺术[24]。通过文献分析，中国的手工艺正在复兴，并出现了系列关键词，如“活历史”“隐性知识”“工匠知识”“多中心重构”“遗产资源论”等。③艺术乡建。从文献中发现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重要部分，也是艺术人类学学者重要的研究阵营。渠岩、左靖、靳勒、梁克刚、李向明等学者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重构乡村社会文化、秩序与艺术形式，在这样的研究中出现了“乡村建设共同体”等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观点。

（2）宏观范畴

2018年至2022年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从宏观总体上来说研究成果正在迅速增加，但在整理文献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①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时代的艺术学与人类学家们共同创造的艺术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新特征？会产生什么样的新表现形式与文化产业链?会给乡民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改变?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域的国家，如何在乡村振兴领域通过艺术人类学对各民族区域进行差异化梳理？又如何将其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之下？我们该如何将一部分多元又复杂的艺术网络关系分门别类的叙述清楚？③中国乡村艺术与社会实践研究是否可以助力当代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这些问题都意味着我国的艺术人类学在乡村振兴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这也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与社会责任。

3.1 目标导向艺术人类学新方向

理论目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近年更加致力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尤其是乡村振兴领域，未来研究中要踏实并深入地走向真实的中国乡村艺术发生第一现场，遵从人类学的传统，通过搜集、整理、记录、反思的田野调查，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在乡土语境中提炼与表达具有中国乡村特色的艺术形式[25]，并建构中国乡土文化与社会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微观与宏观上通过艺术人类学理论阐释与解决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问题。

实践目标：未来我国艺术人类学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有以下两个实践目标。①通过科技与人文的结合，复兴我国乡村手工艺术，挖掘背后所传达出的乡村结构与文化基因，以此助力我国传统文化复兴。②目前“艺术乡建”领域中，学者们探讨更多的是“建设”，未来需要真正发挥乡村“艺术”效用，增加乡村艺术与建设之间更加紧密的关联度，尤其是在保有乡土特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乡土艺术符号，建构新的乡土文化与艺术体系。

3.2 内容创新艺术人类学新思路

在乡村振兴背景中，艺术人类学呈现出一些新的方向值得学者思考。①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话，未来通过对不同乡村民族地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的认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参考依据。②近年学者们在乡村建设领域逐渐开始将艺术学与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与抽象思维相结合，从具体形象层面阐述并提升到宏观哲学性层面。③人类学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实践离不开艺术美学原则指导[26]，因此审美人类学在乡村建设中越来越受到更多学者关注。④中国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未来将增加后现代主义新视角审视艺术人类学乡村振兴研究领域，构建后现代乡村艺术界新景观[27]。⑤虚拟世界的出现拓展了艺术人类学新疆域，这使虚拟田野走入了艺术人类学新视野[28]。以上这些新方向将引起艺术人类学学者们的探索与研究，成为未来艺术人类学在乡村领域最活跃的研究方向。

3.3 技术融合艺术人类学新支撑

①新智能技术。未来需要加强乡村网络化、智能化、新能源化等新型技术方式，只有这样，艺术家与人类学家才能构建以艺术为纽带的乡村生态与智能系统[29]。②区块链技术。未来区块链对乡村市场的田野调查，能够对市场的未来和参与者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另外，区块链对民族志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深描某一群体的工作与生活日常[30]。

3.4 方法提供艺术人类学新思路

①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田野调查，未来需要运用“以人为本”“整体观念”“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田野方法[31-33]，同时，田野工作不仅应用在现实还可以拓展到网络空间中。②民族志的书写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未来可考虑“实验民族志”范式进行书写。③当前乡村振兴领域，艺术人类学研究多以定性研究方法居多，未来应强化以数据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客观性及严谨性[34-35]。

本文从基础研究、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阶段及主题、研究趋势等方面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我国艺术人类学理论及实践进行文献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学者们从乡村振兴视角对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新问题，这说明新时期艺术人类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研究，能够产生创新性与创造性的新成果。同时，通过对研究成果梳理发现，未来有必要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构建研究网络，以多维度、多视角探究艺术人类学相关研究，提升该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方李莉,向丽.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未来:与方李莉的对话[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4):118-125.
[2]安丽哲.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15(04):38-41.
[3]王永健.中国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反思与民族志书写方式的转变[J].艺术探索,2018,32(04):79-84.
[4]鲍家伟.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需破解三大难题[J].乡村振兴,2022(07):71-73.
[5]方李莉,王杰,徐新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2,36(02):1-16.
[6]李耕,冯莎,张晖.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类学前沿观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二[J].民族艺术,2018(03):71-78.
[7]方李莉.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J].思想战线,2018,44(01):8-20.
[8]杨福泉,申波,金红.民族艺术研究与艺术民族志书写——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七[J].民族艺术,2020(04):115-125.
[9]方李莉.“活历史”与工匠知识的建构——以景德镇民窑业研究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12):226-238+2.
[10]方李莉.艺术乡建的东方哲学基础[J].艺术市场,2021(11):64-67.
[11]徐新建,孙九霞,李菲.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20(02):35-52.
[12]方李莉.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艺术人类学视角[J].民族艺术,2019(03):27-36.
[13]安丽哲.艺术人类学共同体与文化建构——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研究热点评析[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9,33(06):13-18.
[14]季中扬,康泽楠.主体重塑: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以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9,32(02):99-105.
[15]方李莉.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讨论的焦点与热点[J].民族艺术研究,2019,32(02):88-98.
[16]罗瑛.民族艺术的认同空间:文化景观与地方表述[J].民族艺术,2019(01):109-116.
[17]邓立峰.非遗学学科建设进入新阶段[N].中国艺术报,2022-05-09(001).
[18]安丽哲.乡村振兴情境下图像与视觉造型的功能阐释与资源转化——2020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图像与视觉造型研究综述[J].民族艺术研究,2021,34(02):125-130.
[19]安丽哲.从“传承”到“再造”:2021
年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22,35(03):25-30.
[20]袁宙飞,李璐佳.性别·角色·场域:改良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J].民俗研究,2022(03):76-86+158-159.
[21]方李莉.艺术乡建与智能化生态中国之路[J].乡村振兴,2020(08):46-47.
[22]方李莉.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J].民族艺术,2018(01):17-28.
[23]毛巧晖.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俗艺术研究之嬗变[J].民族艺术,2020(04):47-54.
[24]张君.隐性知识的外显化:人类学对手工艺知识生产的重塑[J].民族艺术,2020(01):87-98.
[25]山娜.整体论视野下设计人类学的发展和应用研究——以椅子为例[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02):1-4.
[26]徐晓慧.人类学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审美逻辑与艺术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21(06):100-108.
[27]方李莉.人类学与艺术在后现代艺术界语境中的相遇[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2):53-66.
[28]王可.虚拟艺术人类学[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8.
[29]王培洪,邢志鹏,陈祖建.乡村意象认知框架构建——以闽南乡村为例[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2,29(01):116-120.
[30]白桦,黄立军.区块链: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展望[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2,31(01):37-42.
[31]王永健.2020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与田野研究热点问题透视[J].民族艺术研究,2021,34(02):117-124.
[32]彭兆荣,王皎.艺术人类学的范式与方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3):92-98.
[33]詹秦川,唐旭娟,赵洋.陕西关中传统村落古民居建筑装饰纹样在软装纺织品中的创新应用[J].林产工业,2022,59(07):63-68.
[34]张勖媛,苏剑鸣.儿童友好语境下的城市社区开放空间设计综述[J].城市建筑,2022,19(23):108-111.
[35]王冉,袁哲,曹宇慧.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半山酒店”民族化设计路径研究——以滇藏松赞绿谷山居为例[J].城市建筑,2023,20(01):5-9.

注：本文来自《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2023年第08期。